豁 然
——邓灿同志印象
豁然是他的书斋名。也是一个人心胸坦荡，忘怀得失，忠于事业的崇高境界的浓缩。
——题记
十月的北京，又是枫叶红遍的迷人季节。
这天上午，我访问了老局长邓灿。他身材魁梧，红润的脸膛上，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他举止风雅，精力充沛，不减当年。提起在大兴安岭的开发，仍饶有兴致。
邓灿，曾任大兴安岭局局长、黑龙江农垦总局党委常务副书记、副局长，1995年退居二线后移居北京，负责总局和中央各部委的联络及知青工作。
我问他：“退二线了还很忙？”
他说：“光知青一项就有做不完的事，北大荒接纳过全国五大城市的54万知青，这些人在城市里能量很大，仅中央各部委和几大城市副部级以上职务的干部就有几十个，我们要利用知青这种特殊关系为垦区办事，搞农垦二次创业。”
邓灿就是这样的人，退居二线了，关注的仍是农垦事业，垦区许多老同志提起他，几乎都说：“那可是位好领导啊！”
常言说，天地是杆秤，老百姓是定盘星，做为领导干部，能做到让人民感激，让历史铭记，绝非轻而易举。邓灿做到了。
（一）
大兴安岭垦区的一位元老说：“写垦区的开发史不能不写邓灿！”作为农垦领导人，邓灿是和大兴安岭垦区的创建而一起成名的。
邓灿来大兴安岭那年37岁。时任黑龙江省生产委员会主任是王正林，他曾多次考察大兴安岭，是主张大规模开发大兴安岭的第一人。他动员邓灿说：“那个地方能开三、四百万亩好地，是座大粮仓啊！”邓灿，这位15岁参加湘西剿匪，19岁入党，21岁随十万官兵投身北大荒的湖南人，霍然心动。
据老干部付钧伦回忆，王正林在担任东北农垦总局局长时，邓灿给他当秘书。1964年王正林带邓灿到七星农场搞社教，社教结束后，把邓灿留在七星任分场党委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邓灿正直能干，1971年调绥化局任办公室主任，1973年升任副局长，王正林更加看中他。
1976年春节过后，哈尔滨市。北方大厦的青松开始返青。东北农垦总局副书记、副局长高大钧和省委组织部长谢云清正式找邓灿谈话。告诉他省委已决定大规模开发大兴安岭，尽快解决林区粮食自给，同时支援两个少数民族旗的建设。对大兴安岭局现有班子要充实，要年轻干部去，农场局书记由大兴安岭地委书记赵稼增兼任，让邓灿准备挑重担，要求邓注意两条：一是准备吃苦，二是处理好各种关系，尤其和少数民族、林业的关系。
就在这一年，大兴安岭分局改建为大兴安岭农场管理局。垦区大规模开荒拉开战幕。邓灿带着省委的重托，投身大兴安岭，成为七人领导中的“少壮派”。
我第一次见到邓灿是1976年。当时我在宜里农场开荒指挥部办《开荒战报》。正巧，全局开荒现场会在宜里召开，邓灿主持会议，他规定每人讲话不得超过10分钟。有人以为不过说说而已，可当讲话都讲到10分钟时，他立即叫停，会场为之一振，大家暗暗赞叹：“邓灿有魄力”，“新来的局长不一般”。这便是邓灿给我的第一印象。后来我在他身边工作，更感受到他雷厉风行的作风。他说：“有人爱讲长话，说的也对，为啥工作上没效果呢？就是因为说的太多，抓落实的太少。”
邓灿平时显得特别儒雅，言谈举止从容不迫，办起事来大刀阔斧，干净利落，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拖拖拉拉的作风和含含糊糊的官腔。
大开发的垦区百业待兴，急需干部，邓灿亲自抓调干。1977年，他带着金凤芝、金喜孝、姜希海等人跑佳木斯，去宝泉岭，上红兴隆，人们对他们就信服到那种程度，他们也真干事呀！”
垦区1977、1978年两年开荒55万亩，超过了前15年的总和。这里固然有黑龙江省委的支持，但主要是这届班子起了决定性作用。如今，垦区大地麦涌浪，豆飘香，到处是粮仓。试想如果没有当年的大开发，岂有今天农业的辉煌？
（二）
邓灿至今也忘不了在大兴安岭的艰难岁月，在这片特别的土地，他付出的不仅仅是汗水。
大兴安岭垦区开发的区域内既有林业管理局，又有鄂伦春和莫力达瓦两个少数民族自治旗，在此地从事宜农荒原开发，并不容易。
邓灿是班子中善于处理民族关系、农林矛盾的人。他干工作不讲情面，但在民族关系等问题上却始终保持一种高姿态，这是他修养到一定程度的体现，是豁达大度。一些好给林业、给少数民族兄弟点颜色看看的人，常因工作受挫而让邓灿出面解决。
有一年，局里十几台运材车，在古里乡被民族兄弟截住，木头全部卸下，死活不放车。人们无奈，只好找邓灿局长。在外地开会的他从会场赶回来，民族兄弟看邓局长来了，主动打招呼，陪喝酒，又邀他去打猎。他们明知邓局长是为木头一事来的，而邓却只字不提，跟没事一样。第二天民族兄弟主动把木头装好，放行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轻松解决，足以看出邓灿在民族兄弟中的威望。
邓灿的这种威望不是靠官大压出来的。邓灿善待民族兄弟，他说：“少数民族人口少，我们首先要尊重人家，不能以大企业的派头和人处事，和他们要讲感情。”
1981年9月22日，鄂伦春自治旗成立30周年大庆，自治区党委书记周惠到阿里河出席庆典，他得知邓灿也是湖南人时，特意在房间邀见他。周惠问他在民族地区工作的感受，邓灿说：“我的体会，感情上多交流，工作上多商量，平时尊重支持各民族兄弟。周惠连连颔首。
少数民族兄弟确实重感情，邓灿调走时，鄂伦春旗一位领导专程从阿里河赶来送行，并按照民族的最高礼节，赠他一支猎枪。
在处理农林矛盾上，班子内部也有分歧的时候，邓灿从不隐瞒观点，主张多通融，少对抗，做错的，不能碍面子而不敢承认错误。
下属某农场和林业因地盘发生纠纷，农场用拖拉机推了林业的房子，双方矛盾激化，动了手枪，事情惊动了大兴安岭地委。在大兴安岭地委和农场管理局党委研究处理问题时，主管负责同志不正视错误，而邓灿主动出面做检讨，并对会后地委处理农林矛盾时提出正确意见，因而得到地委一班人的理解，最终平息了事态。
后来大兴安岭地委书记王钊调到哈尔滨，一次邓灿和他相见，王钊让邓灿为他写幅字，邓灿则让他先写，王钊挥笔泼墨，“高山流水”瞬息而就，邓灿故意问“似乎该加个‘情’字吧？王钊随即说，“我回哈尔滨你也不来看我，哪还有情了！”说完，两人哈哈大笑。谈笑间，邓灿笔走龙蛇，气势磅礴的字迹呈现在王钊面前。
（三）
垦区大开发时，条件差，生活苦。1978年管理局机关刚迁到大杨树东，办公室临时设在家属房内。老干部刘德宝回忆说：“那时也分不出谁是领导，谁是群众，说修路都去修路，说火车站来货了，所有的人都去卸车。工作没有点，劳动没有数，大家都想得开，因为书记局长也都跟着一样干，那时候风气好。邓灿他们一个心眼抓工作，谁都服气。”
1978年踏查大紫阳山那片荒原，邓灿分别和李在人、王树德两次入山，坐爬犁，吃粘馒头，喝沟子水，一转就是七、八天。邓灿认为，条件苦，领导先上，群众有士气。实际上，垦区的开发确实体现了一种精神，而这种精神的创立与构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领导者能与群众同甘共苦，甚至领导要吃苦在先。
“越是在艰苦条件下，越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这是垦区初创时期的工作经验，在这方面，邓灿付出的最多。人们公认他是思想政治工作的行家里手，他本身始终注重理论学习，坚持调查研究，主张实事求是。
1981年报决算，党委主要领导向自治区汇报盈利500万，计财处长范志远按实际情况汇报亏损200万。对此，主要领导几次施加压力，范志远感到很为难，邓灿不看谁官大官小，谁实事求是就支持谁，最终按亏损上报。邓灿历来反对弄虚作假，他认为，“说假话不仅把人的思想搞乱了，而且把经济规律也搞乱了，不能因为自己政治上一时的需要，而把单位搞垮了。”
邓灿不搞特权。他和机关人员一样排队买饭，有人也许认为这是小事，可老百姓往往在这些事上容易动感情。原局纪委书记金凤芝记得，她家刚搬到局时，邓局长拿着小碟找她要腐乳，结果被院里的小狗咬破了裤角。在她看来，“那么大的官咋和我们这样随和？”是啊，邓灿本身就没有把自己当“官”。老干部范志远说：“从邓局长的爱人陈荫萍就看到了他严于律己的作风，陈荫萍在机关做一般工作，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根本看不出是局长夫人。”
陈荫萍不善言谈，但心中有数，她说：“我最佩服他（邓灿）的人品，敬重事业，不图名不图利，我只能学他这个。”这也许是邓灿忧国忘家却有个温馨的家的缘故。
邓灿注重感情，无论是居住地还是故乡。1989年，垦区人张怀昆、李万祥去佳木斯办事，正赶上黑龙江总局开运动会，邓灿在主席台上看见他俩，便急忙下来，告诉工作人员：“大兴安岭的老同志来了，我得请假回家”，工作人员要在单位安排饭，邓执意回家，并买了菜，亲自下厨房。李万祥回来说：“邓局长可想大兴安岭了，”“他现在职位高了，还是那么平易近人。”
（四）
1979年7月，垦区划归内蒙古，邓灿尽职尽责，保证了垦区的平稳过渡。
垦区隶属关系变更后，相当一部分干部对划归内蒙古心存疑虑。大开荒时黑龙江的干部多数要求回去，当时主持党委工作的领导人已调回黑龙江，整个班子只剩下4位同志，在这非常时期，邓灿挑起了主持全盘工作的重担。凭着他的威望，尤其他在黑龙江干部中具有的影响力，他提出“要保持稳定”的号召，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1979年8月，以乔杰林同志为首的内蒙古总局工作组来垦区调研。邓灿详细认真地汇报了垦区的工作，还就垦区今后的发展提出了中肯的意见还提出了垦区稳定与继续发展的有关政治问题。他对事业的忠诚与执著，得到了乔杰林的充分肯定。
这一年，以邓灿为首的局领导班子对生产抓得紧，粮食单位总产上交3项指标均超出历史最高水平。他们忙完生产抓培训。10月16日，邓灿主持党委会，研究今冬明春的培训计划及基具体实施办法，计划办统计业务、场长队长、政工干部、机务、林业、气象、畜牧、兽医、卫生等8个培训班。邓灿特别强调：“垦区缺少专业人才，这些培训班一定要联系实际，切实解决问题。”
大兴安岭人最清楚，邓灿在垦区划归内蒙这一年做了许多富有成效的工作！如果没有这些劳动的付出，真不敢想象会是一种什么结局！横看世界，纵观人生，真正能够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保持平衡心态，并能够有所作为的人，必定是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人，是以事业为重的人。
邓灿参透其中奥秘，以豁达大度应对纷繁世事，显示了智者风采。
1980年2月20日，内蒙古给垦区一次派来了书记占布拉、局长孟和扎布、党委常委副局长王英洲和孟林元，邓灿任副书记。有人为他抱不平，邓灿去不计较，他说：“我们当初来这里也不是为争权夺利的，只要对这块发展有利就行”。话看似简单，却源自人的一种崇高心境。邓灿还说：“好多事情不可能不涉及个人利益，但对待这些事情一定要多从工作出发，只要在大的问题上想得开，什么事情都好理解了。”始终，邓灿和内蒙古的干部都很团结，他至今还很怀念，说：“我和孟和扎布等人的关系一直很好。”
1981年2月20日，内蒙古党委又调整任职令，任邓灿为管理局局长。邓灿荣辱不惊，他对名利地位从来就看得很淡，他所珍视的、总也放不下的永远是工作，是事业，是大兴安岭垦区的发展。
1982年8月，黑龙江调他回去（据刘德宝讲，邓灿是东北农垦总局培养的后备干部）。当时杜宝善处长找到他，也想回去，邓耐心地和他讲：“你一直搞规划了，垦区建设的规划没完成，咱们怎么也得给内蒙交个圆满的答卷呀！等整个规划完成后，你什么时候想回去，什么时候找我。”杜宝善留下了。杜是人们公认的“活地图”，垦区的山山水水都装在他的脑袋里，他还参加过苏联专家主持的友谊农场的规划，是行家。“虽说垦区暂时停止了开荒，但开发垦区的规划得交给内蒙古。”这是邓灿同志的考虑，是一个调走的人对垦区的牵挂。
邓灿在交出规划时，也交出一片真诚。还有什么比真诚更有价值呢？时间可以流逝，工作环境可以变迁，但做人的原则永远不能变，邓灿的事业轨迹昭示：实实在在做人，既具体又恢弘！
（五）
邓灿是才子，他的讲话材料都是自己写，写一手好文章，一笔漂亮字。
他5岁在家乡湖南宁乡读私塾，学《三字经》。15岁因家贫想当兵，开始在村里报名，因个子小，不收。他便和3个小伙伴赶到宁乡县城中学看征兵大会。谁知，会议马上要开了，却没人能写会标，小邓灿自告奋勇地说：“我来写”说完，刷刷刷，真的写好了。团长看他的机灵劲，问“想不想当兵？”“我从乡下跑来就想当兵”。团长乐了：“我们要你了。”小邓灿马上说：“我们一起的还有3个，都想当兵。”团长看看这几个小家伙，一挥手：“我们都要了。”入伍后，邓灿因为文化好，被留在中南军区暂编团任文书、书记工作。
1958年部队转业北大荒，因为邓灿文化层次比较高，没安排他转业。邓灿送兵到了密山，被开发北大荒的火热场面所感动，被战友们的豪情壮举所感染，因而也想投身北大荒，部队舍不得到他走，不给办关系，邓灿索性当了“盲流”，一直当了9个月。直到“北大荒”发现了他和他的文化，他的“特殊身份”才得以转变。
邓灿自幼喜爱书法。
《北大荒文学艺术史》一书中这样记载着：
邓灿，原名邓铭钧，字兴越，号湘人，老五。……
其书法，幼承庭训，以唐楷为详，对《神策军》、《多宝塔》用最多。从戎后仍不忘临池。虽不能伏案挥毫，但亦常在战斗空隙、行军途上、宿营帐中，或以树枝划地，或以炭书石，或以水代墨作字。
转业北大荒后，练习二王。追摹怀素之书作，以行草书见长。擅写大字，气势凌空，用笔方圆并融。其写信札尤为精彩。常以意领笔，不求点画之工，唯率真溢情。
作品收录于《国际书法篆刻大观》、《中国当代书法艺术家钤印总览》等。1992年加入中国书法家协会。1995年在中国文联举办的“中国书画艺术博览会”上，其作品被评为特别等级奖。
1993年在出访日本、韩国时，曾为两国企业界、文化界人士题写10余幅字，深受好评。同年10月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的“北大荒老中青三代人书法作品展”时，作品——榜书“荒岛”6尺条幅被一对中国驻挪威的夫妇购走。
他书法如其人豁达天然，故以“豁然斋”居。
邓灿同志去年又荣获《世界书法艺术名人证书》，这是他一生勤奋与不懈追求的结晶。
（六）
我非常珍惜和邓灿一起的日子，他有一个智慧的头脑，酷爱思考。和他在一块，你能得到启发，他提出的问题，能让你豁然开朗。在这次我们谈话即将结束之时，他又提出了一个观点：“为什么一些领导同志退下来有失落感？关键是在职时特权的东西太多，如果在位时不搞特权，下来时自然落差就小了。”
我在感受着他的话的同时，更加由衷地敬重他。
他一生坦诚敬业，根本在于忘我，而所以能做到忘我，又是因为他看中的是事业，是人民的事业！
大兴安岭垦区磨炼了邓灿，邓灿建设了大兴安岭垦区，是邓灿他们用血汗把这片莽莽荒原化为葱葱绿色。就在这片沃土结满累累硕果时，邓灿他们功成身退，丰收的果实留给了后人，也留下了英雄的身影，留下了一片豁达天然的心境，为农垦事业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就是生活中的邓灿，平凡得如一片叶子。伟大时似高山雄起，平静时如夜雨无声。奇哉，豁然斋主人！
作别北京。我豁然发现这里的枫叶比来时更红、更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