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 德 在 民 总 芬 芳
——记垦区第一任局长李在人
存在着的，未必永驻人间。
过去了的，未必失去永恒。
痴心于农垦事业的李在人是永恒的。尽管他在垦区只奋斗了5年。
他在大兴安岭农垦人的心中没有消失，战友们、部下们、同志们对他的思念与日俱增。
他所钟情的这片沃土，每年都要在轰鸣的拖拉机身后，翻腾起无边的黑黝黝的新土细浪。每一次的秋翻春种，都牵动起人们对老拓荒人的无限情思。
（一）
1996年10月。大杨树某民宅。几位离休干部又讲起了李在人。说他1947年就开始创办农场。说这话的是杜宝善老人，他说：“1946年我和李在人都在松江省府大院，他是秘书，我是警卫营长。省政府主席冯仲云找李在人谈话，我在场。冯仲云说，要走苏联集体农庄道路，创办全国第一个机械化农场。李在人自告奋勇。后来他被任命为场长，带人去尚志、庆阳一带开荒。”
李在人，1922年生于河南舞阳县。1938年在中学读书时参加抗日救国先锋队，1940年在中学毕业调往延安，入延安青年干部学校学习，担任该校学生会主席。他在延安期间多次晋见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安，受到革命战争和艰苦生活的锻炼。他于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4月来东北，任松江省建设厅主任秘书。
《当代中国农垦事业》记载了李在人这段历史：1947年6月，李在人受松江省主席冯仲云的派遣，在尚志县一面坡创建了共和国第一个农场，当时被省政命名为“松江省国营第一农场”，两次搬迁后，更名为“宁安机械化农场”，简称宁安农场。
李在人曾于1955年调回省政府，但后来他要求回农场，又先后建设了七星农场、鹤立农场。50年代就和李在人在一起的王世清说：“他这个人根本不图享受、不计名利，真正想在农场干事业，所以省城那么好的条件，那么省心的工作，也留不住他。”
这就是李在人，点燃北大荒农垦第一把火的人。
（二）
1973年4月4日，黑龙江省委任李在人为大兴安岭分局局长。1976年2月21日，分局改为管理局，李在人任局长。
李在人这位在黑龙江东部曾办过4个农场的拓荒者，大兴安岭等待他的依然是拓荒。
当时的大兴安岭垦区，虽然有了6个农场，但平均耕地不足6万亩；没有一条像样的路，拖拉机拉木爬犁、老牛拉的勒勒车是农场的主要交通工具；宜里农场没有场部，党委书记赵德全临时住在砖厂的坯棚子里；大兴安岭分局也没有自己的办公地点。李在人在艰难中起步。
当年的分局党委委员荣宇洲至今还记得那个年代，总想讲起李在人来时的故事。
“1973年春，李在人、王树德、张俊功他们3人来的时候，大杨树正下大雨。李在人穿的有点肋脦，后来知道，他就这样，生活上不讲究。老伴离婚，自己带俩孩子。开始来时把孩子放在朋友家。他们来后接收了大杨树建场指挥部，成立大兴安岭分局，宜里、巴彦、甘河、欧肯河等6个农场交过来，不到30万亩地。说是接收，其实很简单，连房子都没有。他们刚来时住在大杨树地区招待所，后来确定现在医院那个位置，有一栋砖房，后院有栋草房，这就是最早的分局。李在人没住砖房，砖房有财会等部门，我当时在组织科，也在砖房。李在人住在草房里，一间大的小屋，既住宿又办公，自己烧炉子、做饭，天天吃疙瘩汤，凉馒头用火烤烤也算一顿。”
据老干部刘福环回忆，1974年4月，他从宁安农场调回垦区，找到分局一栋条夹泥草房，一开门，灰尘扑面，原来李局长正在扒火墙，弄得满身是灰。当知道这就是局长的办公室和住处时，他的眼睛湿润了：“几年不见了，没想到你还这么艰苦。”李局长却乐呵呵地说：“职工比我还苦呢，你来得正好，到基建队去，盖大砖房给职工们住，让他们安心开发建设。”
李在人平易近人，带头过苦日子，初到垦区就给人们以很深的印象。
（三）
他看中了大兴安岭垦区这块宝地：“周围环山，中间平原，气候不寒，作物高产，北国江南。”
他在东部办过4个农场，却没看到过这么肥沃的土地。他情不自禁：“看这土黑黝黝的，抓一把能冒油！”
1973年9月28日，他在全局党员干部大会上表示：“我们要在1980年之内建成一个拥有300多万亩土地的农业基地，到那时将要生产五、六亿斤粮食，一亿斤油粕……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好大兴安岭林区的后勤部，为中国革命做出贡献。”
李在人的这一战略构想，既是一种奋斗目标，又是一种巨大的鞭策。李在人善于自加压力。他和王树德、张俊功带领着分局的人马开始了一步步地跋涉。1976年10月7日，黑龙江总局领导终于视察了垦区。孙子源讲话“看了这里的情况，很兴奋，幅员辽阔，土地肥沃，资源丰富，大有可为。”赵清景讲话“五五期间全总局开荒1000万亩，大兴安岭开荒300万亩，这是省委定的，已经报中央，请求列入开荒专项计划。”
1977、1978年垦区出现了历史上空前的开荒热潮。王振富回忆：“当时耕地面积迅速增长，全局以每年20多万亩的速度增长。那时我在甘河任副书记、副场长，主抓开荒，我们成立5个开荒队，58台机车投入开荒，当年开荒15.36万亩。这和李在人直接领导分不开，他对每块地号、日进度、质量一一过问，而且详细算帐，差一点也不行。”
（四）
原局长卢正彦曾经参加过诺敏河农场的开发，他说：“当时对诺敏河开发及事业区划分争议很大，如果不是李局长据理办争，诺敏河不一定这么快开发。”
王振富感同身受一件事，印象很深：一次大兴安岭地委扩大会议，李局长和农场书记参加了。在这之前地委已经决定诺敏河农场只能建在诺敏河之东，不能过河西。李局长亲自考察过，河东无荒原，河西有10多万亩。李局长就在会上和他们争辩，而地委主要领导坚持“会议定的不能变了。”李局长火了，直接冲全玉祥书记说：“小全子，大兴安岭分局能不能办好你有直接关系……”休会时有人私语：“这个老头穿着不起眼，说话口气可不小。”有人说：“他是省里下来的，延安时期的干部！”后来诺敏河农场终于建在了河西。
开荒那时阻力也很大，地方不少人围攻他，他不在乎，他敢说：“农场不受你们左右，我们是给国家开发，是上级党组织派我们在这干，上级不让干，我们打行李就走，可是，上级让我们干，那我们就必须干好。”那个时候地界内的宜农荒原就可以开。划地界也是李局长他们的一个贡献，这个地界协议和文件现在还起重要作用。
人说李在人干事业有大将风度。
（五）
李在人在开荒问题上没少和地区领导争论，但每到年节都要去地区看他们。当时在办公室工作的王海涛说：“地委领导也来看李局长，李局长请他们到家吃饭。”
李局长还注重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他来的第一年，专门在干部大会上讲民族团结，他说：“我们局地处少数民族地区，要以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承认差别，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我们要站住脚、开好荒，没有少数民族的支持是不行的。”他强调，“附近的少数民族有困难，经过请示可能给予帮助，不怕经济上有损失，重视政治上有所得。共产党人就必须有远大的胸怀。”
杜宝善回忆说，李局长在开荒上和少数民族不争。扎兰河农场开荒时，有一片荒原和当地猎民有争议，最后我们让了。这也体现李局长的民族政策观念。
（六）
李在人强调艰苦创业。尤其是“先治坡，后治窝”的年代，李在人的“创业”更突出了“艰苦”。
在李在人看来，艰苦企业不仅仅是度过困难时期的好办法，而且应该是人的一种优秀的品质。1973年8月28日，他在秋收会上提出：“房舍建筑要自力更生，一律要自己搞，不能舒舒服务，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1975年5月24日，他在全局三级干部大会上说：“建场靠外包工，越包志越短，越包人越懒。”
他高度赞扬宜里农场自力更生建大桥的做法。他说：“宜里农场在一无工程技术人员，二无图纸，缺乏经验的情况下，仅用60天就完成了架桥任务。这就是一种艰苦创业的精神，不等、不靠、不要！”
1975年他在扎兰河农场召开现场会，推广“马架子”、“地窨子”。那一年，扎兰河农场用这种办法解决了部分职工的住房问题。1977年诺敏河农场建场后也采取了“马架子”精神，单位给木料，职工自己盖，白天开荒，夜里盖房，仅1978年一年就盖条夹泥住房4000多平方米，职工们很快把家搬到了农场。
李在人是“两条腿”走路的。他讲要多开地，就是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开荒上，先开地要紧。开荒上来的人就是先住在马架子、条夹泥等简易房子，缓过手来建砖厂，逐年实现砖瓦化。1976年局党委决定在4个大农场建砖厂，到1977年，巴彦、宜里、东方红、欧肯河都建成一座24门大轮窑，为实现住房砖瓦化打下了基础。
（七）
李在人为垦区开发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可他却过着清苦的生活，始终保持了延安的艰苦奋斗精神。
原局党委副书记邱赋权说：“这个老头最让人尊敬，一个延安的老同志给咱当领导，到哪都和群众同甘共苦，没有谁不服气的。尤其他的艰苦奋斗作风，是垦区老一代人的楷模。”
“李在人走时，我们送他，一个行李卷，一个书箱子，书箱是木板钉的，这还是来时他自己带的，走时还是这个箱子。”
杜宝善说：“李在人是‘生来一块尿布，死了一把骨灰’，那是真的两袖清风啊！”
李局长在垦区期间，事事想着垦区，唯独没有他自己。他在垦区5年中没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冬天年年是那件便服小棉袄。狗皮帽子毛都磨没了，还不肯丢掉。一件棉大衣，据说是1945年的，他一直穿到去世。老干部刘楠从1948年就认识他，从未看他穿过毛料衣服。
他对自己的生活从来没有任何特殊要求，不讲吃，不饮酒，经常吃疙瘩汤、玉米面糊糊粥、面条、烤凉馒头。1976年入秋的一天，李在人找农场来的王振富谈完话已中午了，李局长邀王振富到家吃饭，他从碗橱里拿出两盒罐头，端半盆剩面条，用开水泡一下，一边让一边说：“你年轻帮我吃吃，要不浪费白瞎了。”还说，“你来了，我开两个罐头。”王后来说，“我以为这么大局长，肯定有好吃的，没想到这么简单。”其实，这顿饭李局长还是破费了，因为他平时根本没有罐头吃。
李局长经常下场，每次都和职工同吃同住，从不搞特殊化。老干部姜殿忠说：“刚建局时，常和局长下场，吃饭时都到大食堂排队买饭，唯一特殊的是食堂借个碗。有一次李局长去巴彦开会，从下午一直开到晚上，他趁上厕所的机会告诉我，让去食堂买个馒头。食堂郑师傅把馒头切开用油给煎一下，我拿回来后，李局长一看就火了：‘谁让你用油炸了，这不是搞特殊吗？不吃了。’我只好送了回去”。
老干部刘福环至今还记得给李局长端菜的那一幕：1977年，我到东方红检查工作，李局长是下午1点赶到的。我去食堂给他端来一盘鸡蛋一盘豆腐，谁知被他说一顿：“你端来的你自己拿去吃吧！”我没办法只好又给他换来一盘咸菜两个馒头。他边吃边对我说：“咱们当干部搞了特殊就会脱离群众，群众就会对我们有意见。只有和群众同甘共苦，他们才会听我们的，才能把工作搞好。”
给他开车的于长林说：“给他开车你别想吃好的，苦可没少受，可也是，车陷住了，他不管天不管地给你推车，跟他学的就是艰苦创业。”于老虽然也说，跟着他没黑没白地跑，闹了一身病，现在没人给报药费，但对李局长还是敬佩的。他说：“我这辈子侍候当官的不下30个，像李局长这样的官没第二个，他真是艰苦创业，一个心眼干工作呀！”
（八）
李在人关心他人胜过自己。
一次他在甘河检查工作，当时农场能做到的也就是把馒头片用油煎一下，但李局长不吃，他说：“职工们都吃上了，你不给我不行，单独给我吃那不行，咱们现在还困难。”
他关心职工的生活。1973年8月28日，分局开秋收现场会，李局长就职工吃菜问题讲得很细（当时吃菜是个难题），他说：“早春蔬菜怎么生产？要多种白露葱，种一些压霜菠菜，种后用马粪压上，开春一扒，上来早，还好吃。”他还提出搞塑料大棚，是解决早春蔬菜的一个好办法。大场搞上3-4个，小场也得搞上1-2个，不会，就在这几天派人到加格达奇学习，回来就着手搞，今年上冻着要搭好架子，把地整好。”这句话虽然是20多年前说的，今天仍觉言真意切，感情真挚。
李局长有两件事，卢正彦至今还牢记在心。一件是1977年7月，职工困难吃野菜喝河水，五六十人拉肚子，而且一天比一天重，只有个卫生员却没药，去大杨树又没车，有急事得到宜里搭车。实在没办法了，我就给李局长写封信，派职工张树勇送的。我估算最快也得第三天上午来人。没想到第二天中午李局长亲自带大夫就赶到了，当时所有的人都感动了。从克山、查哈阳调来的人都说：“在我们那里别说见局长，就是看场长也难死了。”
还有一件事，是1978年春节，有些青年要探家，李局长告诉我，多进些劳保用品，留出十件二十件，多买点胶皮乌拉，穿小棉袄的外面让他套上大皮袄。到大杨树一百六七十里路，每50里必须停车让大伙跑热乎了再上车。这两件事至今还感动着卢正彦，他说：“那时我26岁，在新建场负责，也可能因我年轻，李局长特别关心，他把农场的事都提前给你想好了。”李局长始终在上下级间保持着互相体贴的友爱之情。
（九）
有人估算，说李局长在垦区的日子，平均每天也就四五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原局纪委书记金凤芝追忆当年的李局长则思绪万千：“他对自己要求绝对严格，常年在下边，时时处处以事业为重。从来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一边开会一边用药袋敷着肩膀，还总咳嗽，那也不说休息。”
荣宇洲说：“扎兰河、诺敏河、古里3个农场是他来以后建的，真正开荒也就3年时间，开了七八时万亩。他起早贪黑地跑，看不着闲着，还能吃苦，去古里大紫杨山，没有道，坐爬犁也去。”
卢正彦也说他能吃苦，诺敏河的荒原他走遍了。没有路，经常陷车，有时年轻人都不愿意下去了，可李局长总是先下去推车。只要人能过去的地方，他不管多远，徒步也要到实地考察、规划。
开车的于师傅说，那时给李局长开车又累又担心。李局长看荒原既不怕路远，又哪都敢去。第一次去甘河农场，甘河水大，过不去非要过，绕了好长时间，后来在葛根台附近有个摆船老头，老头说不敢摆，他就做工作，结果好不容易到对岸了，车却下不了船，弄了两个多小时才上岸。一到甘河就开始跑荒原，看了一处又一处，白天跑一天，晚上开公到大半夜，我在他身后听听就睡着了，真累呀。而他不管晚上睡多晚，早上总是早起来，那可是个不知道累的人。
（十）
李在人没少批评人，而且谈锋甚健，毫不留情，可是没有人说他不好，和他相处长久的人都知道，他宅心仁厚，待人以诚。金凤芝说：“他的存在让你有一种亲人寄托的感觉。”其意深矣。
他批评人，是一种真诚。再说，他对所有的干部都显得那么平等与公正。
他工作繁忙，但办什么事都极其认真。下农场，从不打招呼，先不到场部，直接下生产队、作业点，把情况了解了之后，再去场部，听你汇报，倘若你不知道情况，却装知道，甚至强词夺理，那他一定得严厉地批评，指出你的一二三，最后告诉你怎么办，叫你心悦诚服。
他啥时下场并无规律，没法防他，你只能踏踏实实地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秋收忙季，他半夜跑地号看有几台车在翻地，第二天便代你核对。有时他一大早就赶到主管生产的领导家，一进院子就吵“大忙季节，场长还睡懒觉呀？”
人们都说，他带出一批好干部。当时在巴彦工作的金凤芝说：“李局长只要看到你有啥问题，保证能给你说出来，而且能一针见血地指出。他喜欢直言的干部，听到一个新见解、好主意，高兴得不得了。他爱兵如命。教育为先。你是好干部，他保证能用到关键岗位。他尤其爱护青年干部，提拔了不少年轻人，如刘桂兰、郎丽娟等。他是讲政治的人，任何事情他都能从政治上考虑，能够从政治上讲清楚。他言语宽容，不乏雄辩，大会上讲话非常鼓舞人，能给你一种奋发向上的力量。我对王震的印象就是从他那儿来的。”
李在人1978年11月，调到黑龙江农垦总局。
1990年5月30日病逝于哈尔滨。
“人生易老天难老。”
当年满目荒凉的垦区，早已麦浪滚滚，豆海飘香，换了人间！而当年的李在人则长远地坚固在人们的心中：
衣着破旧却目光锐利，清瘦羸弱却精力充沛；对高高官厚禄可以无动于衷，而对党的事业则忠心耿耿，延安作风依旧。这就是永远的李在人，永远的垦区人的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