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拓荒路
——记杨作光
1960年，33岁的杨作光与一群血气方刚的拓荒者一起来到距嫩江县城50公里的满都呼浅，筹建大杨树农场（今巴彦农场）。
时值三月，朔漠风霜不比寒冬腊月有丝毫逊色，人们到达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用杨树和冻土野草支起了十几座“马架子”。
但摆在他们面前的又有一个致命的威胁：从嫩江带来的粮食不到两个月就吃完了，150名年轻人面对空空的米袋发呆。
场长同钦，党委书记曹文举外出购粮未归，面对着150双饥饿的眼睛，杨作光咬咬牙，带着30位尚能走动的战友出了山。
两天后，他们每人背回了12斤苞米面，就是这360斤苞米面，把拓荒者们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而这300多斤苞米面，还是在当时的莫旗旗委书记苏长德的关心和支持下才弄到的，因为在当时，在当地的猎民家中，要找到一点存粮也是相当不易。
苞米面已经霉得发绿，而且唯一的一口井还是当年铁道兵留下的，紫红的锈水散发着刺鼻的烂草气息。锈水煮霉面，煮出来的玉米糊又红又紫，好像都柿的颜色，为了防止拉肚，他们又放了些白矾，那味道又苦又涩。贴大饼子，蒸窝头，也得再用火烧焦，然后才能下咽。
但当时人们的情绪都非常乐观，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开垦出的黑土地上，一定会长出小麦、大豆，最后变成金黄的豆油，雪白的馒头，不但够他们吃，而且还要运往外地，留给后人……
可是大自然却诚心要考验这些敢于闯进亘古荒原的勇士。1961年的头茬庄稼，被春天一场冰雹，秋后的一场大冻弄得几乎颗粒无收。
但倔强的农垦人却决心不再向上级提任何要求，他们挖出地里残留的白菜根，削好煮熟，再掺上仅有的麦麸子面蒸成窝头，可就是这令人难以想象的食物，当年的农垦人竟说它有一丝丝的甜味！
就是在这艰难的岁月，杨作光的二儿子——杨锐华在一座四面透风的条夹泥的房子里降生了。
杨作光用棉被挡住门窗，用冰雪堵住了墙上的破洞，但他的爱人——徐桂芝却还是得了产后风，全身浮肿，奄奄一息，小锐华也因严重的营养不良和饮用锈水而患了大骨节病。
但母子二人最后还是活了下来，这得感谢一位达斡尔族的老大娘，是她用一块兽骨熬成的汤药治好了徐桂芝的病。
而杨作光则要感谢当时的场长同钦，党委书记曹文举，最他们二人起早贪黑，打了些鱼，用鱼汤替代了哺育小锐华成长所需的乳汁。
但杨作光却只能对母子二人报以深深的愧疚，因为他是副场长，他要顾及100多名职工的生存，就没有时间亲自照顾生命垂危的妻儿。
在杨作光眼里，生活中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真正需要他投入全部心血的是怎样在这榛莽遍地的荒原中开垦出万顷良田。
当时，火车只能到跟农场100多里以外的嫩江县城，垦荒真正需要的机械设备无法运进，要开荒，就是靠人们手中的油锯和铁锹、大镐。
合抱粗的杨树一棵棵被放倒，再用肩膀扛到百米之外归成大堆，一天下来，杨作光和他的同伴们个个手掌起泡，肩头渗血。
为了不打碎仅有的犁铧，他们将盘曲的树根一条条刨起，为了省电，他们夜间作业也不打开车灯，而远方传来阵阵野兽凄厉的长嚎，跟着大犁拣吃老鼠的恶狼，返场路上不期而遇的黑熊，他们也渐渐地习以为常。
两年时间过去了，原本荒无人烟的大兴安岭的丛林中出现了1万多亩良田。这是大兴安岭的第一片农田，这是第一代农垦人用心血和汗水凝成的结晶！
1962年4月，眼看着肥沃的土地已可播种，碧蓝的天空也传来了归雁的长鸣，新的一个耕耘季节已经来临。但就在这时候，杨作光和一批拓荒者奉命调出。
杨作光潸然泪下……
这片黑土地上凝结着他们辛勤的血汗，也埋葬着风雨同舟，相濡以沫的战友，更留下了他们对黑土地悠远的情思……
1966年3月，垦荒大军再次进驻大杨树，杨作光带着满腔热情回到魂牵梦绕的大兴安岭垦区。
1966年是个多灾多难的岁月，建场总指挥阿力巴秋被召回海拉尔农牧场管理局。临行前，他将一切事务托付给副总指挥杨作光。杨作光临危受命，为不辜负老战友的嘱托，他顶住一切压力，率队进驻大杨树镇，开始了建场筹备工作。
1969年，是杨作光终生难忘的。就是这一年，杨作光又奉命建设宜里农场，直到1973年，这4年里，一场大水，一场山火，连同他开垦的两万多亩土地一起，深深地镌刻在他的记忆里。
建宜里时，只有5台拖拉机，3台东方红-75，2台斯大林-80，而且破旧不堪，如果在今天，早就卖废铁了，但这却是当年建设宜里农场，开垦出两万多亩农田的主要设备！
不要说当时苏联已撤回了专家与设备，就是有设备，杨作光也不可能千里迢迢赶赴大城市去买配件，因为以当时的交通条件，一个来回至少要一个月，但开荒任务不等人！
老农垦们来自五湖四海，各种各样的手艺都派上了用场，铁匠们自己动手砌起红炉，用大锤将铁砸成零件毛坯，再由技工们用锉刀修整成型。
土法上马的零件当然耐不住超负荷的运转，于是修了坏，坏了修，白天坏，晚上修，5台报废车一年没有停开，耕耘了两万多亩良田，建成了一个马场。
1969年9月发大水，1970年春季着大火，洪水和山火使杨作光和他的战友们两次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
1969年9月22日开始，9天9夜的大雨使宜里农场平地积水1米多深，而些时杨作光正在阿里河参加会议。
100名知青，56名老农工盐尽粮绝，一位水性好的知青冒死游出求救，杨作光心急如焚，知道他不谙水性的领导们又骂又拽才阻止了要泅水回场的杨作光。
想起忍饥挨饿的战友们，望着滔滔洪水，杨作光嚎啕大哭。
幸而当时已经有了防火直升机，在甘奎努力克达（即甘奎区区长，现在叫甘奎乡长，也叫苏木达）巴图的的协调下，3次空投面包和牛肉。（杨作光冒着受处分的危险下达的指令：杀牛充饥！）
10月初，雨停水未退，杨作光与赶去慰问的鄂旗革委会副主任李显林借了一台拖拉机涉水回场，半路上“毛车”（一种机器故障），全靠他们在飞奔的车上拆下主要部件才得已停车脱险。
如果说1969年洪水中是领导们的劝阻才保住了杨作光的命，那么1970年的山火中，杨作光则是和同伴们苦战了一夜才从火海中逃生。
也许老一代农垦人还记得1970年春天的山火该有多么惊人：山林边缘的人家，即使到了夜晚了能在屋里看清面孔，因为大火已将整个天空照得火红！
而当时宜里农场的油库就建在山林中的草丛里，风向一变，山火以每小时十几公里的速度扑向油库，一年生产用的汽油、柴油一旦起火，不但将来开荒任务化为泡影，而大爆炸则会将附近的居民付之一炬！
杨作光与100多名职工挥起镰刀，抡起斧头，在一夜之间，把油库百米以内的草木全部砍倒运走。
当人们再也抬不起握刀斧的手臂时，他们不约而同的上了油罐，他们明知道血肉之躯不能挡住肆虐的火魔，但他们仍然凝坐不动，任狂风卷着浓烟和热浪扑打着他们的面颊。
山火面对着这悲壮的场面，面对着上百名视死如归的农垦壮士，在百米之外的防火带前叹息着转回头去。
当大火渐渐远去，沉睡的人们从酣梦中醒来时，才发现杨作光和他的同伴们互相搀扶着，踩着厚厚的灰烬蹒跚下山。
杨作光在宜里农场干了4年。这4年里，他很少回家，白天工作，晚上就睡在办公桌上，过度的劳累和寒冷使他患上了肾病，化验出的4个蛋白加号使他不得不住进了医院，当时正是腊月二十三，过小年。
除夕之夜，杨作光溜出了医院，他放心不下千头万绪的工作，更放心不下农场几百口人能否过上一个好年。
但杨作光犯了一个错误：回去后没有认真治疗，病情恶化，20个月未能起床，并落下了终生的病根，现在腰部再也不能挺直。
杨作光丰富的建场经验，吃苦耐劳的奉献精神和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被李在人局长看中。李局长召来大病初愈的杨作光，委派他到扎兰河去建一个农牧场。
当时，杨作光正在反修农场搞路线教育。即使李在人不找他，他也要找李在人了，因为建一个现代化的大型农牧场，是杨作光多年的夙愿。
漫步扎兰河畔，杨作光被这片广袤的土地深深地吸引，震撼了！几万亩宜农场荒山，几十万亩的宜牧草原，正是一展身手的大好天地！
各农场抽调的技术骨干来了，开荒用的大型机械到了，杨作光雄心勃勃，他要开发10万亩良田，他要规划出30万亩草场，他要养上万只牛羊！
7个月的时间，已经开出了3万亩良田，又与外地联系好了种畜。但就在这关键时刻，杨作光再次病例在出差路上。过渡的劳累几乎耗尽了他生命的机能……
杨作光带着深深的遗憾，含着热泪离开了扎兰河农场。
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杨作光学会了怎样开荒种地，学会了怎样治水修桥，但却没有学会怎样保养自己的身体。
